1919年，唐继尧实行“废督裁兵”和“民治”时，将省会警察厅管辖的昆明县划出来，实行民治，“设云南市政公所于翠湖之湖心亭，委任李宗黄督办其事”。旋因顾品珍回滇倒唐，唐继尧流落香港，“云南市政公所”被裁撤。1922年唐继尧二次回滇，“于是年8月1日恢复市政公所。划定省会区域，以城内外不属五乡者，脱离昆明县范围而属诸市，其属于五乡者仍由昆明县管辖。并按诸历史地理关系，命名为昆明市”。即改名为昆明市政公所。

　　所谓五乡，即昆明县属的东乡(东关外五里大树后营)、南乡(南关外二十里官渡堡)、中乡(南关外十里小街子)、西乡(西关外二十里渔街子)、北乡(北关外二十里黑龙潭)。

　　成立昆明市政公所的同时，颁布了《云南昆明市政公所暂行条例》。条例规定，昆明市政公所管辖区域，以云南省会为限，但应事势之必要，得呈请省政府特许扩张之。市政公所设督办1人，会办1—2人，下设总务、工程、公用、警务、卫生、劝业、教育、社会8课。李宗黄为首任督办，曾去日本考察强盛之道和市政建设，以为昆明市政建设之参考。

    1925年，唐继尧派马轸为昆明市政公所会办，后继任为督办。1928年，龙云掌握云南省政后，根据民国政府颁布《特别市组织法》和《普通市组织法》规定，批准改昆明市政公所为昆明市(属普通市)。8月1日，昆明市政公所正式改名为昆明市政府，这一天在昆明古幢公园正式召开了昆明市政府成立大会，原督办马轸就任昆明第一任市长。他在庆祝会上发表演说，市民代表向首任市长——马轸赠送了三尺多高的铜质半身肖像一座。可见，昆明人民对市政府成立的重视。

　　昆明市政府“依法受省政府各厅厅长之监督指挥，市长为荐任制，下设五局、二处”。即经济、公益、建设、公安、教育五局，秘书、督察两处。后省去督察处。其市区仍以“原省会警察区域为范围”，总 面积为17.96平方公里。
       1930年1月，改经济局为财政局，公益局为社会局，建设局为工务局，并添设土地一局。不设公安局，公安事务由省会警察厅管理。同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修正市组织法》，规定：“人口在二十万以上，其所收营业税、牌照税、土地税每年合计占该地收入二分之一以上者为设市必要条件。”由于当时昆明市仅16万余人，营业税、牌照税、土地税等尚未举办，不符合《修正市组织法》规定，内政部未予备案。从实际出发，乃另拟《昆明市组织规则》12条，呈请省政府讨论通过，将公安局划开，另设省会公安局。其原设社会、财政、工务、教育、土地等五局，一律改科，概对市长负责，不得对外。

    1934年，昆明“因市政日繁，甚感区域偏小，不敷设备。呈准将昆明县近市郊村落大小27村划入市区管辖”。这样，昆明市人口已超过20万；营业税、牌照税、土地税等收入每年约合736500元，1933年度全市收入总额为1398028元，已超过二分之一，足以具备建市条件。所以经内政部转报行政院批准，由国民政府颁给“昆明市政府印”、“昆明市参议会印”铜质印信两颗。这时，昆明市四至之界限为：东至席子营、苏家庄；东南至菊花村；南至佴家湾、刘家地；西至六合村、荣家营；西南至白泥坡；北至林家凹、大马房；东北至小厂；西北至王家坝。这样，成立于1928年8月1日的昆明市，此时才正式办妥一切合法手续。到1939年11月，云南省政府又正式批准昆明市为云南省政府直辖市，但在中华人民共国成立以前，昆明市的行政区划和管辖范围变化不大。

　　三十年代的金碧路

    尽管建市之初，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变化有限。但是，在龙云建设“新云南”思想的指导下，昆明市是重点建设的地区。仅在马轸首任市长之内，“在市政建设、文教卫生、工业生产等方面，都有了较好的发展。如在商业较为兴旺的南城一带，先拆了丽正门和月城，旧址改为近日公园。筑成环行马路，近日公园居中央，建成‘再造共和纪念标’，巍然矗立，颇为壮观。除纪念标被撤除外，近日楼仍旧像60多年前的样子。茶花作为市花，也是首任市长时邀请各界名士讨论决定的。”由于昆明城市建设的发展，使昆明成为这一时期国内引人注目的城市。所以，1935年5月，蒋介石曾带一大批随从来昆明视察，结果他们发现，昆明与全国当时大中城市相比，是非常可爱的，没有给人以乱糟糟的感觉。事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写道：“昆明城的街道十分干净整洁，建筑物都是同一色彩，和我们在其他地方见到的那些杂乱的建筑物相比，使人感到更舒服。”她甚至感叹到：“昆明街头的行人已分为左、右两边行走，并以最有秩序的办法往返。”这样的事在今天是不足为奇的，而在本世纪30年代的旧中国，却是引人注目的。同时，这种状况，对蒋介石也发生了影响，他曾高兴地表示，因为云南“矿藏丰富”，“全省气候良好”，“如果我们要建设工业，应当从云南人手”。为此，《大公报》甚至把云南描绘成“自然资源的大宝库”，“是有着光明前途的省份之一”。近代昆明城市化有了新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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