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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和祖国各地自古存在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而云南和内地建立直接的政治联系却是从庄入滇开始的。
庄蹻是楚国人，他的生卒年月不太清楚，其活动年代大约是公元前四世纪末到三世纪初。历史文献上经常把他和时代较早的著名的起义领袖柳下跖并提，说他们“无猗顿之富”，又诬蔑他们为“盗贼”，为小偷，会用饴糖黏住门楗，使开门偷窃时不发声音。他们都出身子受压迫的劳苦人民家庭；敢于反抗和夺取剥削者的不义之财。过去《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庄蹻是出身于“楚庄王苗裔”的“将军”；这一点始终不能从其他记载中得到证实。大概因为庄蹻姓庄，后来他到云南曾被各族人民尊称“庄王”，司马迁遂附会以为他是楚国贵族了。
在庄蹻起义以前，楚国社会矛盾非常尖锐。由于吴起变法失败，宗室贵族擅权，“谄媚用事，良臣斥疏”，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即遭放逐，沉江而死。这时“食贵于玉，薪贵于桂”，人民生活非常痛苦，曾引起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感叹。在这样情况下，国家力量日趋衰落，士兵虽众，一触即败。“虽有富大之名，其实空虚”。公元前301年，秦与齐、韩、魏三国联合攻楚，大败楚兵于垂沙(今河南泌阳县沘水北)，楚将唐蔑战死。内外矛盾一齐爆发，人民忍无可忍，遂爆发了以庄蹻为首的农奴和农民大起义。关于这次起义详细情况现已无法弄清楚了，只知起义的规模很大，起义者人数很多，“聚党数千”， “横行天下”，曾一举攻下了楚国的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并把楚国贵族政权打得四分五裂。庄蹻曾通过揭发统治阶级的腐朽堕落来发动群众，史称他善于“刺人之滥”，大概即指此而言。他大概还提出过一套如何治理楚国的纲领和办法(“乱者能言治”)，可惜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在贵族势力猖狂反扑下，这次大起义终于失败。
这次起义虽告失败，却沉重地打击了楚国贵族的政权，使其一蹶不振。起义军的声威和作风在人民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其徒颂义无穷”)，起义军的领袖庄蹻及其部下，也并未被消灭，他们顺利地撤出楚境，走向南下的道路，从事一次伟大的远征。
楚原是少数民族，常以“蛮夷”自称，他们与南方和西南的少数民族在文化上、种族上原有密切的关系。楚人不止一次到百濮地区从事开发工作。诗人屈原曾表达“济沅湘以南征兮”的愿望，说明沿沅水以入黔中是战国时楚人常走的道路。庄蹻和他率领的起义军余部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南下的。
大约在公元前300一前280年之间，庄蹻及其余部由水路到达且兰(今贵阳以东)，舍船登陆，先征服了当地的夜郎部落，又由夜郎向西，大体沿今滇黔路到达滇池地区。
这时的滇池及其周围地区分布着称为“劳浸”“靡莫”等数十个部落，其中以“滇”最大。根据近年晋宁、江川、安宁出土的文物来看，这些部落早进入青铜时代，这里土地肥沃，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发展。大概庄蹻原想在这里积蓄力量，补充人力物力，然后回楚再与统治者决一死战的。然而，公元前280年秦遣司马错夺取楚国的黔中郡，隔断了归路。起义者只好留下来，同滇池地区的人民一起，从事开发工作。
当时，滇池地区的社会正处于部落联盟首领推举制向世袭制过渡的阶段，原始社会开始逐步向奴隶社会过渡。庄蹻及其部下首先以部落联盟的一员加入了当地的氏族社会，然后用武力降服了“靡莫之属”的各部落，以“兵威”平定了滇池地区，“以其众王滇”，成为了部落联盟的酋长。
据正德《云南志》和天启《滇志》载，“庄蹻王滇”时，曾筑苴兰城(又称庄故城、汉城)。城址，正德《云南志》载在“城(明代砖城)北十余里”。近人李青经过实地调查和反复考证，认为苴兰城确实存在，其城址在昆明西北隅黑林铺平板玻璃厂一带。
庄蹻虽然是古代的一位农民起义领袖，但是，他根本不可能去改变当时滇池地区正在瓦解中的原始公社和正在出现的奴隶制这样的历史事实，他和他的部下只能适应于他们所面临的当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接受“靡莫之属”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这就是庄蹻及其部下进入“靡莫之属”聚居的滇池地区后，“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的实际情况。
在我国历史上，庄蹻是内地第一个开发西南边疆的伟大历史人物。庄蹻及其起义军把楚国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了落后的滇池地区，加速了滇池地区的社会发展，从政治上、经济上为秦汉时期在云南设置郡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灿烂的古代“滇”文化，是中华民族辉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滇”文化的最早渊源，应该从庄蹻入滇开始。庄蹻对云南地方古代历史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也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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